慕容雪村 | 民国律师那点事
慕容雪村
生于1974，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著有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《原谅我红尘颠倒》等作品，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。
1.
>>民国律师能赚多少钱<<
中国的现代律师行业始于1912年，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。当时政府初创，百废待兴，但黑暗腐朽的北洋政府还是制定并颁布了《律师暂行章程》、《律师登录暂行章程》，具有现代模式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开始在各地出现。到1927年，民国南京政府公布了正式的《律师章程》。这两个文件是民国时期律师业的法律基础。按后来的说法，这些法律都是“伪法律”，大概全部于1949年失效，要再等三十多年，共产中国才会出现第一部与律师有关的法律，那就是1980年颁布的《律师暂行条例》，这或许可以说明点什么。
民国的律师主要由两种人构成，一种是本土的法律毕业生，另一种就是海归。著名的像沈钧儒、史良等，都是海归派。当时的律师也要经过资格考试，凡年满21岁，没有受过拘役处分或法定五等有期徒刑，也不是因破产而身负债务的，都可以参加考试。民国也有司法部，考试合格的，由司法部统一颁发律师证。1927年的章程还特别规定，担任律师就不得再兼任官吏或其他公职，也不得经商，但原来所担任的国会议员、地方议会议员、学校讲师及官方特命的职务，仍可继续。
东吴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的开庭场景
当时律师的经济来源，主要有几个方面：一是当银行、钱庄、企业或大地主、资本家的长年顾问，这一点与后来相同。二是做财产继承、赠与、买卖缔结书面契约的公证人，在我们的时代，这部分叫作公证，有专门的公证处，律师赚不到这笔钱了。还有非诉讼业务，律师参与破产清算、购并、上市等企业经济行为，这部分的报酬往往极为丰厚。第三是代理各种案件，这也与今天相同。
当时的律师大致分为三等，第一等的也像我书里胡操性那种人，能耐大，手面广、非大案重案不接。第二等的就是魏达这种，不算大也不算小，遇到重要的案子，一笔就能赚几十两黄金。第三等的就是小律师了，靠代书、咨询等事务赚点辛苦钱，按我的说法，就是比擦皮鞋的都可怜。
在法学圈之外，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吴经熊这个名字，但在民国年间，这人相当了不起，他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法律博士，后来当过教授、当过法官、当过议员，当过法院院长，写过几十本书，还是了不起的翻译家，《新约》有一个版本就是他的译笔，被称为“优雅典范”，他还是唐诗专家，说王维有颗天蓝色灵魂的就是他，我最喜欢他评价唐诗的那四个字：温柔敦厚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收入丰厚的大律师，1930年秋，他的律师行刚开张一个月，就收了差不多4万两银子，相当于当年的4万美金。那时的美元也很值钱，20.6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。那是民国律师的黄金岁月，吴经熊自称比“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钱都要多”。
吴经熊
也是在那一年，一位姓叶的律师代理了一件跟政治有关的民事诉讼，从一审到三审，他一共收了当事人5600元。这笔收费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你可以这么想：那时鲁迅每月薪水大约是300元，叶律师一个案子相当于鲁迅干十九个月。鲁迅的工资已经很高了，至少李敖是这么说的，他的300元可以换十两黄金，那么叶律师的一个案子就值12斤黄金。为此事上海法院责成上海律师公会进行调查。但律师公会则为叶律师辩护，认为这是一个特殊案件，这一收费并非没有理由。另外，像董康这一类的大律师，接案的起价差不多就要一千元，没错，是33两黄金。“七君子”之一的史良也是大律师，她在1931年代理过一件民事案，收费500元。到30年代中期，她每月出庭数大约在四五十次左右，仅1935年就“做了三万多元的案子”，一年收入1000两黄金。
和现代美国一样，那时的律师不仅收入高、社会地位高，其生活方式也让人羡慕不已。也就是在那个时期，一位叫陈霆锐的律师花3200元银洋买了一部当时最新款的“皮尔卡”汽车，陈则民、李祖虞、朱斯芾、詹纪凤、徐士浩、江一平、张德钦等大律师也早就当上了“有车一族”，他们穿西装、吃西餐，出入有车，差不多就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描述的那种生活。许多人都觉得民国年间贫穷落后，而且每个人都很土，这看法并不全面，那时的中国确实贫穷落后，但还有许多人已经凭自己的本事过上了体面的生活，人人都土是后来的事。
普通律师收入没这么高，但平均每月也有差不多两三百元，那时小学和中学教师大约为30-100元及70-160元；大学教师中助教是100-160元，讲师160-260元，教授400-600元，民国年间重视教育，教授收入极高，差不多可以类比几年前的国企高管。不过，你要是全聚德跑堂的，你每月的薪水就只有10元。骆驼祥子忠厚老实，在烈日和暴雨下终日奔波劳苦，每个月也只能赚5-10元，大约相当于史良的千分之四。当然我们知道，无论在任何时代，像骆驼祥子这样的人都是最艰难的，也是最容易被伤害的，他拉车会遇上恶棍，即使不拉车，去摆个射汽球的小摊子，说不定也会被迫害和刁难。
2.
>>民国律师如何执业<<
蒋介石时期的司法状况颇有争议，官方的说法是那是一个黑暗时代，谈不上什么法治，但在我看来，嗯，见仁见智吧。在许多偏远地区，确实有一些黑心律师，他们包揽词讼、操纵审判，甚至草菅人命。美国曾有个著名的笑话：有姑娘打电话问电台夜话节目的主持人：我刚和我男朋友肛交，会不会怀孕啊？主持人说当然会怀孕，否则律师是从哪儿来的？民国时期有一些律师也挺招人恨，为了捞钱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名声，不少律师争相依附政治势力，与法官沆瀣一气，呼风唤雨，坑害当事人，1933年《申报》的评论：“现在那些狂吹法螺的大律师，就是过去的贼头贼脑、刀笔害人的老讼棍。时代不同，名称也不同，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，更觉变本加厉。过去讼棍欺骗，是藏头露尾，作些偷鸡盗马的勾当。现在律师敲诈，公然明目张胆，有降龙伏虎的神通。”
但自古至今，律师行业都不乏正直勇敢之士，在1935年，许多律师都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，那就是著名的“冤狱赔偿运动”。这次运动由当时的律师协会发起，影响力波及全国。当时的律师协会地位超然，甚至可以公开挑战政府，他们发起联署，也走上街头，希望国家能够制定和颁布一部《国家赔偿法》（那时叫《冤狱赔偿法》），如果政府对无罪良民采取了羁押、聆讯、监禁等措施，就可以提起诉讼，要求国家赔偿。这场运动中，刘陆民、陈耀东等律师向南京政府绝望地请求了近三年，最终无疾而终，因为抗战开始了。
三十年代参加上海各界群众抗日示威游行的律师们
1932年10月15日，陈独秀被捕，那时的陈独秀依然被视为共产党的首要人物，各地国民党党部纷纷致电党中央，历数陈独秀的罪状。说天下形势败坏，而陈独秀就是始作俑者，要求严办，甚至要求迅速处决。1932年12月31日，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公布起诉书，称陈独秀“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，均触犯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第六条，……合依《刑诉法》第253条第一项提起公诉。”
由于陈独秀独特的身份，此案一时轰动天下，被称为“民国第一案”。章士钊自告奋勇充当了陈独秀的辩护人，他就是当代名人洪晃的外公。
章士钊曾是陈独秀的好朋友，由于政见不同，两人已经有两三年未通音讯。在知道陈独秀案之后，章士钊以著名大律师的身份，毛遂自荐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。
章士钊责问法庭，陈独秀主张通过选举而取得政权，到底犯了什么罪？“国家、政府、领袖这三者不是一回事，因为某人有批评政府的言论，或者仅仅是批评某些政府中的人物，就断定他危及国家，这于逻辑无取，即于法理不当。”
章士钊在法庭上公开宣称，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，“而是一个好朋友”。他指出，陈独秀曾与国民党“合作”，曾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）；在《汪精卫陈独秀宣言》中苦口劝阻“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”；况且他那时也不再是共产党的首领，而且自己组织了一个托派组织，用章士钊的话说：“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**”。
章士钊的辩护让陈独秀极为愤怒，认为章扭曲了他的原意，在这一点上，陈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，“吾道如山，吾言似铁，不容巧言粉饰，死生小事耳。”随即在报上发表声明：“章律师之辩护，全系个人意见；至本人之政治主张，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。”
当然，最后结果我们都知道，他最终被释放，不过他也只剩下十年的寿命，在死前不久，他谈起被逮及被审之事，说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那时他已经不再是中共党员。而章士钊要幸运得多，他一直活到1973年，基本没受过什么冲击，毛泽东还每年向他赠银。不过在他人生的后半段，也不再有1932年的勇气与决心，他后来没有再当律师，事实上，律师这行业都消失了。晚年的章士钊成了一个文史学家，研究柳宗元的文章，吁请保护袁崇焕的墓，死后备享哀荣。
章士钊
还有一些小案子也很能说明问题。到1948年秋天，国民党政府已如风中之烛，所有人都知道天下即将易手，人心惶惑不安，但律师还是照常执业，当时在安徽怀宁县有个姓胡的人被陷害，他先是被控诈骗，因为没有切实证据，法院宣告他无罪。陷害他的人不肯罢休，私下贿赂政府官员，把他抓进当地军法室——因为是战时，这种机构有巨大的权力，基本上想虐谁就虐谁。胡某的妻子惊慌不已，经人推荐，联系上了安庆的黄光章律师，黄律师也很头痛，因为军法室这类机构实在不太好惹，律师甚至没有出庭辩护的机会，他只能要求怀宁法院“引渡”胡某，但被拒绝——战时嘛，法院也管不了军法室。正一筹莫展之时，胡某忽然被放出来了，因为陷害他的那两位官员想借此勒索他一笔钱，黄律师也是有办法的人，他让胡某筹措了一些钞票和黄金首饰，暗暗地在上面作好记号，然后让胡某回去告诉那两位官员：钱已备好，晚上在颐和园饭店吃饭时面交。
这边准备就绪，黄律师即刻赶往皖赣监察使署，希望监察使能够前往现场，看见收钱就立马抓人。结果监察使不在，只找到了办公室主任，这主任叫顾振铎，带了几个手下一起赶到颐和园饭店，将两位腐败官员逮了个正着。顾振铎先问胡某犯了什么案，答曰诈骗，顾振铎说诈骗是普通刑事犯罪，县府军法室无权审问。那两位腐败官员又改口，说胡是盗匪——这个词在这里有特别的意思，跟普通的强盗劫匪不同。顾振铎于是要求“既是盗匪案件，速将卷宗提出一阅。”但这事只是腐败官员的诬告陷害而已，哪来的什么卷宗？只能灰头土脸地将案子移交法院，最后当然是无罪释放。
另外一个案子是这样的：住在安庆市北门外一位姓章的女人，没有子嗣，过继了自己的侄子作为嗣子，这个侄子尚未成年。有一天，这个女人淹死江中，是他杀或是失足落江，无法断定。但她的娘家兄弟为谋取财产，向怀宁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她的过继儿子负恩杀母。
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姓项，接到诉状后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也不管当时法律对未成年人不准羁押的规定（没错，那时已经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规定），立即将这个过继儿子收押看管。当时舆论一片哗然，纷纷传言，这位姓项的检察官收受贿赂，草菅人命，迫害儿童。
还是那位黄光章律师，这案子没人请他，他只是出于义愤，去法院递了一纸文书，责问收押孩子有什么理由，姓项的检察官无言以对，只好解释说是为了让孩子的舅舅消消气。这位检察官虽然蛮横，但也知道律师不好惹，这位黄律师更不好惹，只好乖乖地服软。
黄律师的经历很有代表性。在当时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律师为民众权益而抗言，为公平正义而挺身。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，他也不免常常沮丧，他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“一方是赤手空拳，一方是位居权要，焉有取胜之望”。说得很悲哀，也很艰难。不过黄律师并没有经历太多困苦险阻，在那样黑暗的年代，他赤手空拳，以弱凌强，代理了许多艰难的案子，大部分都赢了。
这是第202篇头条文章
值班编辑 | 小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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